黄帝陵

　　一、今年学术研讨会的重点：
　　弘扬中华文化，建设民族精神家园
　　关于炎黄时代，即中华文明的起源，这是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永恒主题，可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，或偏重于史前文明起源时期，或着重研究中华民族在今天应如何继承发扬民族精神，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。前者着重于“源”，而后者则更多地关注于“流”；它们的关系实质是“继往”与“开来”。推陈出新、继往开来是学术生命力的表现，如果没有创新，就会使文化失去活力；从另一方面看，如果否定继承，又可能迷失本原。“继往”同“开来”相互联系，“推陈”与“出新”是辩证的统一。我们今年的祭陵学术活动，将重点放在现实的考察上，即研究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，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弘扬中华文化，使其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这个目标紧密地结合起来。
　　弘扬中华文化，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，这是当今时代对我国提出的重大课题。从世界格局来看，21世纪初更加显示出和平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流。从经济角度考察，可以看到，我们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，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和影响更加紧密。从科技层面分析，我们正处于信息化时代，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普遍使用，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是过去任何时代不可比拟的。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：我国在国际上和平崛起，不仅要有很强的政治国力、军事国力、经济国力，而且要不断提高文化国力，充分认识到国家软实力——文化的重要性。
　　我国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，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。中华民族复兴是经济、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复兴，缺一不可。经济上的贫困，人民生活如果没有持续的提高，没有普遍的富裕，就无力支撑民族的发展。而单纯经济上的提升，没有政治和文化与之协调发展，也无力塑造一个伟大的民族。政治上的民主与法制，为民族复兴提供制度与规范的保证；而文化复兴又为民族提供精神支柱和凝聚力，可见弘扬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中华文化的实质是什么?党的十七大提出“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”，将中华文化与民族的兴旺发达联系起来，强调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，这是我们弘扬中华文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。
　　二、从思想史看我国历史文化的特点
　　在上个世纪，我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为探索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，付出了巨大的精力。他们的研究成果，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。例如，中国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，建立国家组织时保留了氏族血缘关系，可称之为“早熟”文明，走着与西方古希腊文明不同的发展路径。还有，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要了解秦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，不能离开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这两个重要的视角。中国历史尽管有战乱分裂，但统一始终是大势所趋。在国家统一的背景下，产生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汉、唐文明。这告诉我们：中国辽阔的疆域，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；中华文化也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。由于这种历史文化传统，今天我国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，弘扬中华文化，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，体现了历史文化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。
　　从总体上看，我国古代文化思想以探究社会问题为主，有明显的经世致用倾向。从汉代起，儒家的经学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。皇权统治以经学为教本，讲尊卑贵贱不可僭越，不同社会等级有不同的责任，应当各安其位，各司其职，以保持社会的稳定。经学对特定时期(汉代至清末)社会和个人产生了重要影响，它是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，从个人道德修养、立身处世，到社会责任、实现理想，以至如何追求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等等，都有所论述，是兼容性、适应性以及反映宗法等级制的思想体系。当时以经学治天下，颇有成效，儒学也随之发展。汉代有“五经”，东汉时为“七经”，唐时有“九经”，宋时成为“十三经”。这些被称之为“经天纬地之作”的经书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教材。
　　经学并不排斥其他学问。经学与史学相联系，经过孔子修订的史书《春秋》，是最早的“五经”之一。在古人看来，史书应体现经书的基本理念，而史书中的灵魂也就是经书的义理。至于诸子百家之学以及历代文人学士的创作，被认为是从不同方面发挥经书义理的著作。因此，在文献学意义上，经、史、子、集便成为所谓传统“国学”的框架。
　　在中国封建社会，儒家经学对民间也有很大影响，以此作为维系社会关系和家庭血缘关系的价值准则，倡导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以规范平民百姓的思想行为。总之，经学中有维护皇权的正宗思想，宣扬以官为本、以吏为师，同时也有制约皇权的以民为本、以贤者为师的思想。从这里可以看到，在中国古代观念文化中，继承传统又不断予以新的阐释，以适应时势的变化，又善于吸收融合不同学派以及域外的思想文化，以充实自身，由此形成思想文化的繁荣局面。
　　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并不限于经学，而是围绕着天道与人道相互关系而展开的“诸子百家之学”。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，他在道德伦理思想上有巨大贡献，提出并仔细论证了一个新观念“仁”(仁爱)，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长期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价值观。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者，他关于天道与人道的论述，展示出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丰富内容，其中充满智慧和洞察力，对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产生过重大影响。
　　在我国，文化的价值观念形成多种理论体系，是在春秋(前770年至前476年)、战国(前475年至前222年)这五百年里。其观点之繁复，辩论之激烈，反映出当时思想活跃的状况。学派约有十家，他们“各引一端，崇其所善，以此驰说，取舍诸侯。其言虽殊，辟(譬)犹水火，相灭亦相生也”(《汉书·艺文志》)。百家争鸣，相反相成，唯其如此，才有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。
　　三、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要有“精神”
　　弘扬中华文化、建设民族精神家园，应特别注意“精神”二字。如果离开精神文明这个主轴，则一切都无从谈起。这里所说“精神”，主要指两个方面，一是中华文化中渗透着的精神是什么；二是我们今天以怎样的精神来对待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。
　　关于第一个问题，我国学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，限于时间，我不能在此做全面介绍。至于第二个问题，即：我们以怎样的精神来对待民族精神家园建设，这是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，请与会学者发表高见。
　　诸位光临西安，使我想起关学始祖、北宋时大思想家张载，他向当时的学人提出这样的历史任务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(《张子全书》卷十四《近思录拾遗》)[1]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北宋时思想家们复兴儒学、建立理学的具体历史环境，用今天的时代精神诠释张载的话，仍然有精神鞭策的作用。
　　我还想提到，我国学人自古至今在精神世界里有一共性的存在，这就是忧患意识。孔子说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在他看来，道德教化不能普及于天下，这是他的忧思所在。老子有“绝学无忧”(《老子》第十九章)的名句，主张摒弃人为“文明”而不用，使人保持淳朴自然的品质。孟子毕生宣传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(《孟子·告子下》)的人生哲理，认为忧患使人得到磨练，足以担当重任，而安乐却使人沉迷，不思进取。庄子名言“哀莫大于心死”(《庄子·田子方》)，道出精神活动的重要性。在我国古代观念文化中，忧患意识具有警世育人的作用，特别是在国运昌盛或个人事业有成的时候，更加需要冷静、谦和的心态，不忘危难，具有前瞻性和可持续发展性。
　　总之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主要指从我国优秀历史文化中吸取不竭的精神动力；而在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活动中，虽然不能缺少应有的物质内容，但更加重要的是，文化设施要有精神内涵，具有净化社会环境的积极作用，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得以继承和发扬。
　　建设民族精神家园，这是全国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，不但要做好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利用，而且要关注现实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。陕西省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，西安曾经是十三个朝代的建都之地(即长安)，这里应当为弘扬中华文化、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多作贡献。为此需要吸取历史和现实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宝贵经验，形成可以操作的计划。例如，民族精神家园建设怎样才能成为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”的一个主要部分?再如，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基础是什么?我个人体会，这可能是现代公民文化科学素质的全面提高，因此，教育的普及和提升，是和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紧密联系的。作为我国西部的省区——陕西省应切实做好九年义务教育，重点建设职业教育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。还有，陕西省高校、特别是综合性大学，其中具有文、史历史传统的高校，注意培养研究中华文化的高质量的专门人才，重视在大中小学普及优秀民族文化的工作。再有，根据文化部向社会公布的2008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点的规定，准备为西安申办“文化遗产之都”，同时做好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，相应的在研究上更上一层楼。做好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富资源的工作，陕西省考古学界在这方面有较丰富的经验，需要提升与总结。系统整理文化典籍。进一步开阔视野，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，促进学科的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。加强对外文化学术交流等。这些建议是否妥当，以及应有怎样的思路，采取什么步骤等等，请各位学者提供宝贵意见。总之，做好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工作，就是对人文初祖黄帝最好的纪念。
　　[1]这种表述比较流行，但还有不同的说法，字句稍有差异。据《张子语录》记载，原文为“为天地立志，为生民立道，为去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见《张载集》，中华书局1978年版，第320页。
　　

纪念人文初祖黄帝 建设民族精神家园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/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.——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08.11